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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小说的亲和力

发布日期: 2021-09-24浏览次数: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种被称之为“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Mass culture)”的舶来品经由港台入驻大陆。短短十几年,www.111166.com,它就成了中国文化大众文化的主流。中国当代文学也随之进行了一场文学分类学意义上的裂变:大众文学以其世俗化的写作态度和文本特色征服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原因很简单,文学艺术从来都是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的显著表征。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领域开始了深刻而又漫长的体制变革,而“市场经济”成为了这场变革的关键词。大众开始重视的是生命的情趣与现实的感官体验,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位移到对文学的审美上,就演变为:大众期待作家成为“走下神圣殿堂、遍识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并受到欢迎的作品,也是那些能“书写衣食住行、关注人生冷暖”的世俗画卷。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催生出一种新的大众文学样式几乎是必然的:“新写实小说”由此行世。

  显然,新写实小说的文本具有以大众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的世俗化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在文学多元化的景观中,“新写实小说”以此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作为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学类型,作家以感性体认的方式,创作的关怀世俗男女生存的作品非常令人兴奋。此外,“新写实小说”的叙述方式与话语表达也是大众式的,选用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流行语、甚至俚语,描述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与破碎化感受。“新写实小说”中塑造的各种人物也是普通百姓,男人们多是为生存奔波的“小人物”,女人们多是为家事操劳的“黄脸婆”,人们在他们身上不难找到自己的影子。新写实小说演绎着大众文化的万种风情,消弥了读者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精神隔膜,让读者面对生命之真实,建立起了大众文化中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形态。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不避讳生活的平庸琐碎,以极大的耐心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日常家居生活的“鸡零狗碎”:“豆腐变馊”事件引发的夫妻口角,排队抢购大白菜,同保姆斗智斗勇,妻子调转工作,孩子入托、老家来亲戚串门……池莉的《烦恼人生》描写的也是工人印家厚从早上起床开始,到下班回家的平凡一天中遇到的诸多不如意的事,香港六合推荐网,一系列庸常琐碎的生活细节纠缠着他,令读者感觉到生活的沉重。这种平静笔调下的平谈生活含有一种震慑的力量,使人惊诧于平淡生活表面下的沉重和人与生活对抗中的渺小。

  方方的《风景》同样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力作。小说描写的并非是题目惯常使人联想到的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一副让人看了顿生厌烦的生活画面。小说展示了汉口一个普通码头工人家庭穷困艰辛的生存状态。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带着老婆和九个子女长年居住在只有十三平方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每隔一段时间便从屋子旁边呼啸而过,过多的子女拥挤于并不宽敞的屋子中,于是,全家人都在困苦的生活中极力挣扎。生活的沉重过早压在了孩子们的肩膀上,三哥凭借强健的体魄成为家中的“二霸王”,五哥、六哥倒插门“嫁”到了汉正街,七哥为了从“地狱”爬到“人间”不择手段,娶了一个不能生育家里却有背景的女人,大哥也因为贫穷长期娶不到老婆,被邻居一个已婚女人看中,成了那个女人的情人,二哥则在摆脱粗鄙的家庭生活过程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幅让人看了惊诧继而辛酸的风景。人们挤压在社会底层,为生存境遇的改变而苦苦挣扎,作者如生活流水般讲述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史与生命史。

  《长恨歌》就是王安忆世俗化写作的典型代表。文本的叙述虽跨越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没有描述大起大落的历史故事,而只是再现了一个上海小户人家女子平凡无奇的生活经历。女主人公王琦瑶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小家碧玉”,在一次不经意的机会中,凭借其清秀的外貌当选过“上海小姐”,后又涉足电影界,并长期被人包养,但她却丝毫未有明星的光环和贵族的气质,最终被人悄然离弃,只剩一人黯自悲伤;到了解放后,尽管历史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王琦瑶却凭借其小心谨慎和女人的聪明敏感,平安地度过了一段段非常时期,她周旋于几个男人之间,在平衡了各种关系之后日子过得依然不失情趣,得体的衣装,精致的器皿,妩媚的身段,摇曳的舞姿……可见,文本不着意于历史的重大主题与时代的沧桑,而着力于如何烧菜、穿衣、煮茶这一类零碎的琐事,在展现了一个精明的上海女人平凡一生的同时,却显示了作家放低姿态、回归大众的独特视角。

  徐坤于90年代在中国文坛崛起。她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局限于站在精英的立场上以理性方式追问知识分子的存在,而以感性体认的方式关注凡夫俗子们在世俗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充满一种大众关怀。其中篇小说《沈阳啊沈阳》,描写的是现今工人们都下岗分流的社会现实,以及在这个背景下自家亲戚和普通市民们的命运。小说《乡土中国》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传统家庭过去和现在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中家庭长子长孙虽曾弃家出走、未尽孝道,但家族最终接纳了他们,而长孙女虽为家族作出了巨大贡献,最后却因几句口舌而被迫退出家族的大聚会。这一巨大的反差充分反映了“乡土中国”的“重家族”和“重男轻女”。对现实社会的真实感受和对世俗人生的真切体认给了徐坤无穷的创造力,使得她能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以客观平和的心态去言说现实的生活平面、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对于一个身居精英行列、习惯了理性思维的作家、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由此可见,在新写实小说中,没有惊心动魄,也没有缠绵缱绻,都是挣扎于原生态的日常琐事之中。这群人在人格上既不崇高也不猥琐,在道德上既非大善也绝非大恶,在行为上既不蝇营狗苟也不超群绝伦,是一群身处善恶之间的普通人。这类人物的出现表征着“文学造神时代”的终结,平常人、平常事成为新写实文学的主角,适应了大众的文学口味。作家从容不迫地叙述着中国老百姓的吃穿住行,并将其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并提升至本体性地位,对于文学的发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它让文学以平民化的身份,以对生活原生态的再现出现于大众视野范围之内。

  与接收当代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写作观念与技巧的先锋派比较,新写实小说是中国本土文化哺育的,使我们多了一份亲和力与认同感,它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 ,其特别注重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真诚地直面人生的态度,使得新写实小说具有了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兼顾、善于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艺术特色,因而使它在90年代是一种极具人缘与口碑的小说类型,成为当时小说创作低谷中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的大众化写作影响深远,但一不留神,某些作品的琐碎和庸常便磨损了思想的广阔与深刻,这是新写实小说创作无论如何应该注意的。欢迎发表评论匿名发表留言板电话关闭